醫院工作繁忙，同事見面不是打個招呼便是討論病人，閒話家常機會實在不多，惟有在男廁站著那一分鐘左右（這要視乎個別前列腺的狀態），便是閒談的大好良機。
「我昨晚發了個夢。」甘爺說。甘醫生是放療科顧問醫生，年紀不大但仍被專稱為「甘爺」。
「發啥夢。」我回應。
「我發夢部門突然添了一部Cyberknife，和一部TomoRT。」
「嘩，你個夢都很昂貴。」心裡速速計算。兩部最新的放療機總值超過八千萬。
我再說：「你們的TrueBeam剛開始使用，這麼快便想找新歡。」
「長處有所不同。」隨之他便開始解說兩種新科技不同之處，只可惜我們前列腺尚未肥大，解說未完解手已畢，大家洗手離場，若要詳細理解便要留待下次小便相逢。

甘爺這昂貴夢想可能正反映著不少公立醫院醫生的盼望，就是把最新最好的治療方法施與病人。
西方醫學基於科學，故此醫學改進也基於科技的改進，在二十一世紀不論診斷或治療的發展皆源自科技突破，例如早已被大眾接受的微創手術就是因為光纖（Fiberoptic）科技的改良才得以成功。可惜，新科技定必昂貴，就如新上市的iPhone 。故此最新的醫療技術也就是最貴的醫治方法。
問題是公立醫院應否引入最新科技？從病人角度，這是理所當然的，沒有病人會因為自己不用直接支付費用而接受次好治療。從醫生角度，能走在尖端把最好治療施與病人，正正符合行醫原則。從醫院行政角度，這便可能是大難題，公立醫院使費來自醫管局，而醫院管使費來自政府，一年數字定下來有多少便是多少，超出預算便貴客自理。故此，若然把資源投放在新科技，其他服務便可能受到影響，當然醫管局也有已定機制引入科技，但其速度遠慢於科技發展，例如甘爺夢想得到的TomoRT可以更準確地施治放療因而減少副作用，我們期望很久但仍只是夢想，而養和私家醫院已引入第三部TomoRT。
香港醫療系統跟香港社會一樣日趨貧富懸殊而顯見兩極化，唯一解決方法便是醫療改革，希望下次小便能遇上高永文醫生表達意見。

by 莫樹錦